第四，正当程序观念的确立与程序 制度的落实。
最后，新闻媒体内部应建立相关的监督机制，对于有不良记录的媒体应定期进行公告，有效制止媒体为自己利益而左右民众舆论。[5] 戎国强：《舆论监督无须"特约"》，载于《钱江晚报》，2009年4月15曰。
【摘要】随着舆论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公众可以通过各种媒介来发表自己的意见，对国家权力的运行和社会事务进行监督。公众也没有相应的途径去进行舆论监督。"5 传媒的职能是揭露性的报道，但不能再超过这个界限。本文通过对舆论监督和司法独立之间冲突的原因分析，提出以下三个建议：首先，媒体要加强自律并且应当对社会上的负面信息进行正面的引导，提高新闻媒体等从业人员的素质。2 二、舆论监督与司法独立的冲突 （一）舆论监督与司法独立的冲突现状 1、不当的舆论对司法独立的侵害 司法独立是指司法权力在运行的过程之中，不能受到来自政治权势或者是舆论压力的干扰，而应该只服从于法的引导。
民众常受到传统的道德文化的影响，一些错误的观念如"杀人偿命"等，影响着人们对一些案件的判断，像刘勇案、彭宇案等，从这些案件中可以看出民众的道德感已经超越了法律，感性胜过了理性。新闻媒体是舆论监督的主体与客体之间相互沟通的桥梁，在不超出法律规定范围的情况下，公权力机关通过新闻媒介将其行使权力的信息传递给公众，同时新闻媒介又向受监督的对象传达其所收集和整理的公众所反馈的信息，使得公权力的行使受到一定的约束，促使公权力的行使向着为人民服务的目标发展。Pope在总结了各种硬家长主义概念的基础上，提出了确定硬家长主义的四个逻辑上的充分必要条件：第一，管理人必须主观上具有限制当事人自由的意图。
这种温和的家长主义理论允许个人自治的空间，但是并不以个人最高权的模式对待它，因为它允许将其和其他的考虑进行平衡，因此剥夺了它的最高地位[24](P460)。（三）宪法 1、表达自由 家长主义在宪法性法律上的应用主要体现在对商业言论和平等权方面。（2）纯粹的家长主义和非纯粹的家长主义[8](P659)。（2）积极和消极的家长主义。
Pope根据第二个条件将硬家长主义分为：（1）混合的家长主义与非混合的家长主义。由此，不难理解最高法院在对商业言论实施拓展的宪法保护的时候，它是以反对家长主义的名义做出。
管理人必须基于善意的动机，或者增加当事人的福利，或者使其免于伤害。第二，康德同样警告，如果一个政府建立的原则是对人们的仁慈，像父亲对他的孩子一样，换句话说，如果它是家长主义式的政府，这样的一个政府能被人想象出来的最坏的政府。而便于消费者做理性选择这一标准，根据Pope的定义，显然是家长主义式的。通过对国外的法律家长主义制度和理论的研究，或许可以为解决我国法治秩序建构过程中的某些法律制度和价值之间的冲突提供一个视角和注脚。
按照传统，这种歧视被一种被称为‘浪漫家长主义的态度所合理化，而这种浪漫家长主义将妇女置于笼子里。支持自由选择的工具主义观点，和支持被初步证实了的家长主义的工具主义案例（自由选择的对立面）应该在每个特定选择背景下进行评估。有女权主义者认为，无疑，美国的历史上存在着悠久且不幸的性别歧视。一旦经过联邦税务局（IRS）或者联邦劳工部（Department of Labor）的备案和批准，雇主和雇员可以享受包括抵税和延税等最多的税务优惠。
此外，对于特殊群体的家长主义保护也是美国行政法所涵盖的一个领域。由于种种原因，自由主义的中立性遭受了严厉的批评。
相反，它只对受到削弱的决定，即强制、虚假信息、兴奋或冲动、被遮蔽的判断，推理能力不成熟或欠缺的结果进行限制和干预[3](P3,7)。由于FDA不能以伤害原则或软家长主义原则来充分论证其合理性[14]，联邦地方法院和美国上诉法院第十巡回庭认为病人有权利使用[15]。
Feinberg起初在其Harm to Self 中，将硬家长主义解释为国家限制具有行为能力的成年人的行为，哪怕在当事人充分选择的时候，也要违反他们的意志，使其免于伤害的后果[4](P12)。缺乏证据要求使得该产业缺乏引导以致会导致消费者错误地以为保健品会治疗疾病。按照Lowenstein教授的说法，由于家长主义认为国家对待其公民可以象对待孩子一样。Proxmire议员认为真正的问题是FDA是否应扮演上帝的角色，如果维生素和矿物质是安全的，且没有标错标签，消费者就有同样的自由购买，就象他有自由购买其他的食品和饮料一样。而这忽视了积极自由的效果，将对人们自由的法律干预进行过分简单化了。但基于纯粹家长主义基础的烟草规制很快消逝了。
如果我们看看法院做了什么而不是说了什么，很明显商业言论原则不是一个反家长主义的制度[35](P1205)。第一，1698年，洛克警示人们不要将父权与政治权力混淆[4]。
ADA中资格标准(qualification standards)包括要求不得对工作场所的他人的健康和安全有直接的威胁, 雇主可以此来作为不雇佣该残疾人的理由。他提出了与以往经济分析不同的框架。
有对商业言论持绝对保护的人认为，在Posasas案件之前的案件都表明对合法产品或服务非欺骗性广告的禁令必然是违反宪法的，Lowenstein教授对此强烈反对[35](P1205)。该书又特别指出，Parentalism是家长主义在性别上的中性的表达方式[3]。
即便限制了消极自由，也要看对整体的自由的影响，看看对积极自由的提高有多少。 注释: [1]Kolchin, Peter. Unfree Labor: American Slavery and Russian Serfdom. [M].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1987). [2]Kin Laws, Paternalism and Politics, The revival of paternalism in early nineteenth-century Britain. [M]. Macmillan Press LTD( 2000). [3]Joel Feinberg, Legal Paternalism, in Paternalism.[M].Rolf Sartorius ed, University of Minneaplois Press(1983) [4]Joel Feinberg, Moral Limits of the Criminal Law: Harm to Self Vol 3.[M].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 [5]John Stuart Mill, On Liberty(1859). [M].Yale University Press(2003) [6]Cass R. Sunstein, Legal Interference With Private Preferences, 53 U. Chi. L. Rev,1986. [7]John Hospers, Libertarianism and Legal Paternalism. [J].4 J. Libertarian Studies ,1980. [8]Thaddeus Mason Pope, Counting the Dragon‘s Teeth and Claws: The Definition of Hard Paternalism. [J].20 Ga. St. U.L. Rev. Spring, 2004. [9]Anthony T. Kronman, Paternalism and the Law of Contracts. [J].92 Yale L.J. April ,1983. [10]Gerald Dworkin, Paternalism, in Morality and the Law. [M]. Richard Wasserstrom ed, Wadsworth Publishing Company Ltd （1971). [11]Joel Feinberg, Paternalism, In The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Supple-ment. [M]. Donald M. Borchert, ed, Mac-millan Reference USA, (1996) [12] Huber, The Old-New Division in Risk Regulation. [J]. 69 Va. L. Rev, 1983. [13]David L. Shapiro,Courts, Legislatures, and Paternalism. [J]. 74 Va. L. Rev. April, 1988. [14]From Paternalism to Socialism. [J]. Constitutional Review, 1922. [15]Clarence J Ruddy, Hypocrisy----The byproduct of Paternalism. [J]. The Nortre Dame Lawyer ,1928-1929. [16] H.L.A. Hart, Law, Liberty, and Morality . [M].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3) [17]Paul Burrows , Analyzing legal Paternalism. [J]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Law and Economics 15, 1995. [18]理查德·A·波斯纳 《法律的经济分析》.[M].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这种行政家长主义的一个例子就是社会保障局的代理收款人计划。十年后，在他的哲学百科全书家长主义章节中，他又将硬家长主义定义为对充分或完全自愿的自我关涉的行为进行的限制[11](P391)。
就第二个层面的问题，有这样的争论。而实质理性是与人们的行为是否在追逐他们自身的利益获得成功相联系的。
如果该机关认为其在调查或指定收款人的时候有过失，则被要求重新支付被误用的款项给受益人或另行指定的收款人。虽然没有制定法和规章的要求，社会保障委员会的方针提供了为那些州法规定为无能力的人提供的代理支付制度。
EEOC的规则以家长主义的态度扩张了的ADA对直接威胁的定义，认为包括了对自己施加的危险[11]。平等雇佣委员会在其规章中引用了参议院的报告、众议院司法委员会的报告和众议院劳动委员会的报告，进而论证了其认为直接威胁包含对自身威胁的观点[37](P521)。
3，该申请人被认为经受了这样的损害。也有学者在考虑家长主义的时候分析法律如何干预乃至形塑（shape）个人的选择和偏好, 并得出自由主义的家长主义并非不可能[2]。很多批评认为这个观点不仅是似是而非，而且是内在不一致的，甚至被批评为是荒谬的[22](P1099)。在辛辛那提大学法学院的一个禁止烟草的广告和促销禁令的合宪性讨论会上，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法学院教授Daniel Hays Lowenstein认为该禁令是合宪的[35](P1205)。
对药品而言，其结果有点矛盾：在没有规制（规制真空）的时候，选择自由失去了其大多数价值，因为对做出有意义选择所需要的信息只有在一些自由退后、有利于规制的时候才存在。（二）软家长主义 软家长主义的核心是：只有真实（即那些在认知上和意志上没有欠缺）的决定才值得尊重[10]。
针对第二个条件：管理人必须是主要出于对当事人的善意（Benevolence）而限制其自由。很多受益人对自治和帮助的需要兼而有之，而且程度变居不同，不是一种利益完全排除另一种[26](P346)。
早期的讨论性别平等的法学被注入了现在被称为浪漫家长主义的理论[12]。虽然该案件由于雇佣劳动关系引起，但其涉及的却是宪法上的平等保护问题，而该案件中地区法院和巡回法院乃至最高法院围绕公平就业机会委员会（Equal Employment Opportunity Commission，EEOC）的规章所展开的讨论证明了这一点。
